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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茶道:中日茶道的碰撞與回歸

作者:王愷 出處:三聯生活周刊 點擊:4565

   茶道是怎么回事

  為什么在今時今日追尋茶道?今日大陸,喝茶者眾,尋訪茶道者眾,可是眾說紛紜,缺乏常識,甚至連基本的何謂“茶道”都是一筆糊涂賬。

  回顧臺灣茶道的發展路線,我們會發現,30年前的臺灣茶道和今日大陸類似,中產階層興起,開始注重生活品質,大批富裕者不滿足于過去流傳臺灣的半套工夫茶的樣式,開始尋求自己的茶道。這不是一條順利的追尋里程,臺灣走過不少彎路:例如暴炒茶葉和器皿,以收藏來取代茶道;求新異時髦而大擺茶席,一段時間,曾幾乎人人都擺茶席;直到30年后的今天,才走出了一條文人化的以造境、賞器、品茶、交友為內容的路徑,隱約和明文人的茶道接上了脈。

  所以,研究臺灣,可以作為研究茶道的一個參考樣本。但僅靠鉆研臺灣去尋找中國茶道是不夠的,宋代流行的禪院的點茶方式通過日本僧侶的傳播,一直在日本流傳了下來。日本的宇治茶,是有明確譜系的,由在宋游學的僧人榮西禪師在天目山取種,之后帶回日本,交給各處栽種。京都附近的高山寺的茶葉就此存活,后來又被宇治茶農移栽,成為今天日本最出名的茶葉產地。而宋點茶的方式,由榮西帶回日本后,到了千利休時代,才逐漸結合日本的器物,用自己的禪宗思維和審美創造了一套茶道方式。千利休于1591年剖腹自殺,他死的那年也成為日本茶道確立的年份。

  日本茶道之后的傳承與中國不同,中國每出現一種新的飲茶方式,前朝的飲茶方式就被沖擊消失,進而只留下少許痕跡。而保留了宋抹茶道飲用方式的日本茶道經千利休的孫子們和學生們的傳播,一直流傳到了今天。盡管后來也有明朝傳過去的煎茶道在日本流行,可是也沒有使千利休的草庵茶道消失,它甚至還影響到建筑、庭院、服裝和烹飪各個方面。現在日本按照千利休審美做出來的事物眾多,利休欄桿、利休灰色、利休牡丹等等,去日本,尋找千利休的痕跡,事實上就可以找到茶道的日本變體。

  今天的中國,還是按照明初的散茶方式在進行自己的茶道構建,人們翻閱古書,試圖重新尋找一種最適合自己的茶道。但是以中國歷史看,南北方的差異、物種的差異,包括氣候的差異,都使茶道的面貌呈多元化。尤其以今日中國的交通和物流便利,眾多豐富品種都可以羅列在一個飲茶者的面前:以往銷往邊疆和海外,帶有唐代遺風的餅茶——普洱、黑茶和安茶,長江流域的綠茶,福建和臺灣的烏龍茶——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專門的飲用方式,更沒有一種茶道能一統天下。但正因為這種多元,才使中國茶的飲用方式有了更多值得去探詢的空間。

  我們從歷史和現實兩條路徑,去追尋中國茶道的軌跡,期待能給今天想恢復茶道的茶人們以一份扎實的材料。

  在歷史中探尋茶道

  首先我們向歷史尋找茶道。根據學者們的最新研究成果,巴蜀先民們以其邊緣的優勢,將茶葉原料利用傳統和制藥技術結合起來,為世界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茶葉飲料,神農嘗百草的傳說就是基于當時的社會心理。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餅茶的加工已經成熟,而且有采茶早晚之別,甚至已經有意識地去苛求泡茶的水質,并且有相配合的茶果,也有了飲茶禮儀。雖然飲茶局限于江南諸地,但是魏晉南北朝是茶文化的創立期,與醞釀期的秦漢比,已經在短時間內成為可以與酒精飲料抗衡的最有影響力的飲料。

  陸羽的《茶經》充分說明了唐時茶的流行。此書不僅使陸羽成為茶圣,更記載了完整的飲茶過程,包括茶樹的天然性狀、茶葉的采集、如何精制、茶具的使用和規制、泡茶法和飲用法。因為這本經典,使唐朝的飲茶脫離了早期不完善狀態,成為風靡全國的飲料。當時的士人們以能辨別出陸羽所泡的茶為自豪。陸羽把飲茶從日常生活中提拔了出來,成為精神領域的享受。

  唐朝時候,飲用茶有嚴格的步驟,這些通過陸羽的《茶經》就可以復原,隨著從法門寺等處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的存在,使唐代飲茶方式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到了宋代,末茶飲用進入了黃金時代,按照岡倉天心的說法,茶飲不再僅僅是一種詩意的消遣,而成為自我實現的方式,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影響,人們開始在永恒的變化中追尋永生。蘇東坡甚至說:茶的至美至純好像一個道德衛士,可以使他抵御墮落的侵蝕。除了文人階層,宋代的禪院也大量飲用末茶,他們認定這種飲料可以幫助他們修行,這和唐代寺廟如出一轍,只不過,他們飲用的是散茶磨成末,并非用珍貴的團餅。這種方法直接流傳到了日本,開啟了日本的茶道之路。

  盡管現在日本保存的主要抹茶道流派是以千利休為代表的千家流派,但是宋朝就傳入的許多飲用茶的方式,還是可以在日本找到。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學長(校長)熊倉功夫告訴我,最開始流傳到日本的團茶、磚茶可能被放棄了,因為可能不太適應島國人民喜歡新鮮自然口味的習俗,但是散茶的綠色很快征服了日本。在靜岡的東福寺,包括傳說中榮西禪師的祖庭京都的建仁寺,都保留了傳統自宋傳入的飲茶方式,這些方式里,最能體現的是宋代僧人和文人是如何飲用末茶的。“沒有士大夫階層的繁文縟節,但還是能從這里面能展現宋時風貌,這絕對不是日本的發明。”

  而包括工藝品、藝術品在內的大量與茶有關的宋器物,更是被大量進口。據專家考證,南宋時期,寧波、杭州和福州都是運輸宋茶器的重要港口,其中數目最多的是龍泉窯。現今日本各大美術館、寺廟中都藏有豐富的中國書畫、陶瓷,許多都是當時流去的。最近打撈的韓國沉船“新安號”上有上萬件瓷器,不少是日本各寺廟在中國定做的瓷器。所以,在日本既可以從活的各個流派中看到宋茶道依稀的影子,也可以從文物中去細細鉆研宋茶道的精華。

  到了明代,中國茶的飲用方法隨著散茶流行進入了新時代,制茶不再繁雜,飲茶卻發展出新的要求,以文人為主的階層創造了紫砂壺為主的飲茶器具,改變了茶碗大小,推出了小很多的茶杯與茶盅。現在福建人還是沿用了明舊習,稱茶杯為茶甌。

  文人重雅趣,于是把飲茶空間盡量雅致化,花木、盆景、雅石、茶果等要求均出現,茶道的文藝復興開始了,而這套飲用方式盡管有了朝代的數次更迭,但是并沒有死亡,無論在清代貴族階層的社會生活圖景中,還是民國時期江南人家的品飲中,都頑固地存在下來。因為飲用散茶的茶制沒有改變,這套飲茶方式也沒有改變,只不過今天的我們已經沒有明人的雅致文化,所以喝得更粗枝大葉罷了。

  我們希望能完整地呈現出中國茶道宋與明兩個盛世的狀態,所以通過專家約稿和專訪的方式,對這部分作充分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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